乡村振兴是相对于乡村衰落的概念，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治理等多维度的发展。产业兴旺应该是核心，因为产业兴旺是农民收入提升的重要条件，如果农民收入不提升，很难说乡村振兴了。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也就是农业的收入。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贫困地区已经下降到30%以下，很多发达地区农民来自农业的经营收入甚至降到了10%以下。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019年，农民来自工资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农民收入中来自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比重的增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暗示了长期支持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出现了瓶颈。

农民收入中来自资产的收入长期以来都处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始终未出现过大的增长。这一方面显示了农民收入多元化的发展存在问题，农民收入来源的窄化也不利于应对风险；但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收入增长存在着新的空间。现在，我们只要讲到农民的资产收入就离不开土地问题。最近一段针对山东“合村并居”的做法在网上的讨论很多，乡村研究的专家对此纷纷表示质疑。很显然，“地”成了政府和农民利益的交汇点。农民没有啥资产，所以讲提高农民资产收入自然离不开地的事。在村里，和农户相关的土地资产包括农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及林地。最近几年大家纷纷把目光聚焦在宅基地上。原因很简单，很多农民进城了，在城里买了房，村里的房子空了。在农村，空房率很大，即便不是完全闲置，最多也就是住一到两个老人。农民还有很多闲置房产，如在云南滇中地区就有大量的烤烟房，农村还有很多闲置的建设用地，如过去的小学，以前办过的小企业的房产等。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平谷、顺义等地仍然可以看到大量闲置的旧厂房。一方面，城市的高房价催生了一批城市居民到农村寻找新的居住地；更重要的是，有一定资产的家庭不需要上下班工作，还有很多经济条件很好的退休人员希望在乡村找到新的生活空间。这都不同程度上从需求的角度推动了农村闲置资产的盘活。这批城市的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热衷于改造各种类型的民居，这无论在发达的江浙地区还是在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都几乎成为了潮流。问题是宅基地的流转从法律上只限于农村社区内部的居民之间。越是相对落后的村庄往往越是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具有民族特色。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很多青年人不断外出打工，乡村处于衰落状态，在近年来脱贫攻坚的推动下，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也基本到位。这样，一些村庄的价值在城市化的语境下迅速提升。但是，有投资能力的人还是希望能买断一栋房产，因为毕竟修缮一栋民居费用不菲。昆明郊区的一些村庄把原来破旧的民居租给城里人，租用期20年。一户的投资大概都在100万。有一位所谓的“新村民”告诉我说，他想得通，六十多岁了，把昆明的房子卖掉一套，在村里修一个，20年就不要了，所以有没有产权都无所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所谓的产权面前止步。因此，不少的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纷纷呼吁放开农村宅基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放开农村的宅基地就会释放出巨大的农村经济的动力。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去年，我和陈锡文同志说宅基地问题，他认为宅基地的市场化是万万不可以的。他讲，现在宅基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已经解决了基于市场原则的流转问题。你可以租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没有问题，这解决了不同形式的流转、租赁问题，解决了城市人口希望到农村居住的问题。去年以来，我作为昆明市乡村振兴特别顾问，在昆明市的郊区选了六个村做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的实验。我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研究农村土地问题，虽然搞了一点扶贫工作，但是对大的农村经济、社会方面既缺乏理论又缺乏实践，所以这一段时间都在村子里跑，和干部和村民一起讨论乡村振兴如何搞，主要还是在村里学习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好的村一般都是靠特色农产品，而且人均土地面积也很多。如果土地面积有限，那基本上就只能靠打工收入。宜良九乡的麦地冲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村庄。土地面积有限，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但是，这些村庄又处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山区，具备了发展农旅新业态产业的潜力。村里前几年在老村的外面开辟了一个新村，盖上了新房。老村的房子基本上属于闲置状态。安宁市的雁塔村过去由于村内宅基地不够，很多分了户的老户就在老村对面建了新房，老村对面的户数越来越多，老村里留下几十栋具有滇中特色的老民居。这些民居也成为了闲置的资产。最近几年，昆明郊区的农旅产业发展很快。昆明市的人真的特别喜欢休闲，到周末就会开车带着全家到处找好玩的地方。宜良九乡的王雪梅书记就是一个热衷农旅的官员。她带着我去离昆明市宜良县九乡乡麦地冲村不远的刚刚开发出的一个有山有水的小村庄，那里修了一个栈道，搞了一片野营地，一个二十多人的村庄，一年的收入达到几十万。觉得都市驱动型的乡村振兴，就是将乡村与城市做有机的衔接。

过去我们讲的乡村基本上都在输出。教育的核心就是走出乡村、离开乡村，我们听到很多乡村里伟大的母亲培养出了大学生、研究生，实际上都是为城市化、工业化在输送人才。乡村的资本在输出，乡村的原材料在输出，乡村的人才也在输出。这当然是传统的工业化的一种方式。我也不主张现在就让人才全部都回到乡村，让资本都回到乡村，这也不太可能。我在很多地方讲，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和发展主义者，意思是乡村的振兴还需要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语境下来思考。我和我的团队在昆明做的都市驱动型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探讨如何把城市和乡村的资源有效地对接起来，让要素的流动在更有利于城市乡村融合发展的轨道上运行。闲置资产的盘活是我们实验的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我第一次到宜良县九乡乡麦地冲村，就发现村内有很多闲置的烤烟房。九乡麦地冲的农旅项目彩色水稻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但是，在村里没有吃住的地方。我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些烤烟房改造成能够居住的客栈，就能带动村里闲置资产的盘活。我让村小组用实验的经费从村民那里把两栋闲置烤烟房租了下来，我自己设计，村小组组长“老寇”组织村民具体实施，这样以最低的成本把这几间烤烟房改造成独具特色的办公、生活相融合的微型复合空间。

乡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大多都摆脱不了城市资本进入、按一定租金付给农户然后这些资本再进行开发出租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可以使乡村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传统的民居也能得到保护，但是很多情况下，农民除了得到一笔固定的流转费，加上他们今后可能作为他们自己宅基地或房子里的服务员以外，本属于农民的资产收益又被城市资本给赚走了。道理很简单，例如昆明郊区的农村，改造一个民居至少需要50万元以上，农民拿不出这笔钱；即使农民有钱，农民也没有技术和能力进入市场。甚至有的村庄索性让农民上楼，然后把乡村原来的宅基地和农地全部流转给公司。

乡村闲置资产盘活的难点不在于资金，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如何确保资产盘活所产生收益的主体是农民。过去搞工业化，农民作了巨大的牺牲。城市化的推动又是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如果说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民做些牺牲；那么到了现在，如果还要继续牺牲农民仅有的那点资产，不但乡村振兴实现不了，还会引发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陈锡文同志所说的“你们不要眼睛就盯着那点地”，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地方把农民的闲置资产清理以后，成立合作社，然后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这些闲置的资产流转给外部的公司，这种办法不能说不好。但是，我看了很多的村庄，觉得大多数都没有确保农民作为主体受益者的地位。很多情况下，农民的确与过去比他的收入提升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相对收入极大地下降了。重要的是，本来农户的这个资产如果盘活得好，是可以让农民得到很大收益的。所以，我在麦地冲村给村民开大会，给他们讲，你不要把你的烤烟房和空房搞一次性买断，一次性买断一次性得几万块钱，看着不少，但是人家有钱人进来把房子改建好租出去，两三年就可以赚回来这几万块钱。我说，你们都把闲置的烤烟房和空房参股到集体的合作社里，由集体负责筹资改造村里的闲置住房和烤烟房，这样的话，村民每年都可以分红。我们在昆明六个村展开的实验工作中的闲置资产盘活，就是希望探索建立农民作为收益主体的机制。农民是真正的股东，农民通过合作社或股份有限公司聘请CEO来管理。这样，城市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就有可能回到乡村。昆明市官渡区的季官社区过去完全是农村，现在成了城市社区。我并不建议所有的乡村全都变成城市的社区，但是，季官社区在昆明城市化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主要的地产没有卖给房地产公司，而是自己集资开发（开始算小产权房，后来转正），村集体雇佣专门人员管理这些资产，每年的资产收益高达几千万，农民人均年分红2、3万元。安宁市的雁塔村是我们另外一个实验村。这个村庄也有大量的闲置资产，农民也已经开始用这些闲置资产与集体共同组建了合作社。

农村资产盘活并非易事。我在麦地冲和农民聊天时发现，他们把集体说成“你们”，把自己说成“我们”。发展集体经济是这几年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农民对于集体经济缺乏积极性和支持的主要原因是，“集体”的事情和村民的关系不大。政府需要集体有人，没有人，政府对乡村的治理就落实不了。虽然政府都给乡村的干部可观的补贴，但是，干部要做事情，比如说疫情防疫期间，要有人去值班，要去写标语，平时上面外面来人要吃饭等等，这些事情都要花钱，但是农民觉得集体有钱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一旦集体的收入用于村里的卫生、老人的补助、幼儿园的补贴等方面的时候，农民自然就支持集体经济。即便如此，还会有一个“我们”和“他们”的利益张力。所以，建立股份合作机制，农民还得拿大头，要不积极性不会高。宅基地的盘活比较复杂，在我们的实验村中，普遍存在一户多宅的问题，但是处理起来又很难。大多数农民的“一户”其实本身就是“多户”，比如说和父母在一起没有分家，法律上是一户，但实质上是两户。这样的农户如果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农民就不愿意腾退闲置的房屋。所以，我和村里的干部说，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户，现在有两块宅基地，就应该按照地上房间的估值补偿以后将多余的宅基地收回集体。这些闲置的资产集体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盘活，从而增加集体的收入。多数情况下，落实一户一宅面对诸多的客观困难，因此不需要强制性地改变现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应该鼓励农民以多余的宅基地资产通过入股的形式形成合作机制。农民入了股、分了红就会有积极性参与资产的经营，农民也就成了村庄真正的主人。一旦把农户的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公司，农民上了楼，这个村庄看着很现代，实际上至多也就是一个观光企业而已。

农村资产盘活的另一个难点是，农民虽然有闲置的资产，却并没有人帮他们盘活资产。用我们平常的话说叫“缺乏人才”。城市和企业之所以能够赚钱的原因就是，他们会高薪聘用专业的人才来做专门的事情。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实验的每个村都有一个高薪聘请的专业团队，每天都在为村庄的资产经营开展工作，那这些村庄一定可以成为赚钱的村庄。但是村庄没有钱，也没有人来弄这些事。我们的实验村富民县石桥村的徐主任就是一个企业家。每次和他谈都感觉到我们跟不上他的计划，所以石桥村现在就已经是年收入数百万的富裕村。但是，其他的实验村都没有这样的条件。

农村闲置资产盘活潜力很大，尤其是对很多山区、边远地区的农村。前几年浙江新湖集团和杭州帮扶恩施的领导请我在恩施做点工作。我到恩施的农村考察时发现，恩施的夏天非常舒服，背靠两个大火炉，一个重庆，一个武汉，在这样的乡村搞一些避暑的山庄远远要比做一些种植业、养殖业更有利于脱贫。在新湖集团和政府共同投资下，我带着团队建设了恩施枫香河益贫乡村社区，在没有引入外部公司的情况下建立了农民自己的合作社，发展势头很好。以农民的利益为主体来盘活农村的闲置资产难点很多，但是，这对于乡村振兴和农民的生计来说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