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象新闻报道了一起发生在贵州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事件。

位于茅台镇的安龙场白酒废水处理厂大门紧闭，投资人唐显策被挡在了自己投资8亿元建成的厂区大门外。三年前，即2022年6月10日，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相关人员来到厂里，宣布解除合同，强行接管了这家污水处理厂。

这个曾被列为“贵州省十大污染源治理工程”的项目，如今却成为当地营商环境的一面镜子。尽管法院并不支持所谓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但三年来，重庆泰克公司至今未能收回厂区经营权，甚至连大门都迈不进一步。

2017年，仁怀市面临茅台镇白酒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决定采用PPP模式建设白酒废水处理厂。重庆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一家国企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了该项目，总投资高达8.2亿元。

唐显策，现年63岁，是重庆泰克创始人，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德国留学生，专攻环境工程。他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公司投入了几乎全部自有资金2亿元，其余5亿多元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而来。

按照合同约定，重庆泰克将获得30年特许经营权，期满后无偿移交给仁怀市政府。项目于2018年6月动工，2021年1月投入试运行，2022年5月完成环保验收。

然而，项目验收完成不到一个月，意外就发生了。

2022年6月10日上午，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相关人员突然来到厂区，宣读《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员工两小时内离开。有员工回忆：“他们开来大巴车要求我们迅速离开，还将手机控制起来。”

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中称，重庆泰克存在“重大违约行为”。但唐显策表示，根据合同约定，即使发生了违约行为，未违约方应首先通知违约方采取补救措施，并给予90日宽限期。

“仁怀工业局出具解约通知，强行接管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通知。”唐显策强调。

更令人不解的是，合同中第19.6条第3项约定：“甲方为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可在给予项目公司足额补偿后，单方面决定终止本合同。”但重庆泰克既未收到提前通知，也未获得任何补偿。

仁怀市工业局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但法律程序并未支持他们——遵义市中院立案后，仁怀市工业局未在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2024年1月，法院裁定按仁怀市工业局撤回起诉处理。

尽管缺乏法律支持，但三年多来，安龙场白酒废水处理厂依然处于被接管状态。

投资8亿的污水处理厂被接管，给重庆泰克带来毁灭性打击。唐显策的公司被迫从200多名员工缩减到30多人，收到上百张法院传票。“七年多亿的投资，如今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下大量债务。”唐显策无奈地说，“这与明抢有什么区别？”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9月24日，仁怀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成立专班对该情况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通报承诺“将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依规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对侵害企业家正当利益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有律师指出，哪怕企业存在重大违约，符合解除合同约定，也应在法定框架内与企业沟通协商，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依法判定。但地方相关部门却“仅凭一纸单方解除合同通知书就驱逐员工、强行接管”。

这一事件与当前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背道而驰。今年8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对已运营项目要按合同依法履约，按绩效结果及时付费，不得以拖延竣工验收时间、延迟绩效评价等方式拖欠付费。”从国家政策到地方执行，该起事件暴露了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的梗阻。

该起事件再次暴露出我国一些地区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当政府部门可以无视合同约定，单方面终止合作，甚至法院都未支持其行为后仍不纠正，投资者信心从何而来？

贵州省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求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落实预防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并将24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其中“涉企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前置”制度与“贵人服务·政企直通车72小时响应”机制，本应成为防范行政滥权的制度屏障。

然而，在相关事件中，仁怀市既未履行合法性审查程序，又对企业三年来的申诉置之不理，形成“政策善意与执行走样”的鲜明反差。这种制度空转现象，印证了基层治理中“重口号、轻落实”的顽疾。

茅台镇污水厂门口，63岁的唐显策头发在这三年里几乎全白了。他站在山坡上，望着自己投资建成却无法进入的污水处理厂，身影孤独而坚定。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是纸上谈兵，需要实实在在的法治保障和契约精神。只有当公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承诺从文件走进现实，投资者才能真正吃下“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