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东风-31导弹刚在199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上亮相，本来是国家国防实力的展示，可没过多久，境外媒体就把导弹的关键参数曝光了，这让国家安全部门警觉起来。阅兵结束后，西方情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导弹的射程和精度等信息，导致国安部门立刻成立专案组，开始排查泄密来源。专案组从导弹研发团队入手，检查所有参与人员的背景和活动记录，重点关注那些能接触核心资料的人。调查过程从导弹设计环节延伸到运输和测试阶段，办案人员反复核对档案，分析通信数据，但一直没找到明确线索。六年时间里，专案组更换了多轮人员，坚持追查每个疑点，却总是在关键处卡住，没有实质进展。

专案组起初把焦点放在外围人员上，比如供应商和辅助工作人员，逐一审查他们的财务记录和境外联系，但这些排查都没挖出问题。后来转向核心研发成员，调取他们的出行记录和家庭情况，试图找出异常行为。调查深入到1990年代末的导弹项目启动期，检查所有会议纪要和实验报告，确认是否有资料外流迹象。境外媒体报道的细节太准了，专案组判断肯定有内部人提供情报，但隐藏得深，交易方式隐蔽，没留下明显痕迹。六年中，办案人员多次调整策略，从技术分析转向人际网络排查，审视研发团队内部的亲属关系和社交圈子，可还是没抓住尾巴。

转机出现在2005年初，北京一个菜市场里，一位卖菜老汉注意到一名妇女买菜时用了美元钞票，这在当时普通人中不常见。老汉把情况告诉了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儿子，儿子评估后上报给国家安全部门。国安专案组接到这条线索，迅速核实妇女身份，发现她是导弹专家郭万钧的妻子。这一下，调查方向锁定郭万钧，专案组重新审视他的档案和活动。郭万钧当时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工作，参与东风-31导弹的设计，包括气动外形和热防护系统等环节。他和沃维汉是远房亲戚，两人早在1990年代初的一场亲戚婚礼上相识，沃维汉那时已从德国留学归来。

沃维汉留学期间被台湾情报机构拉拢，返回后以经商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他利用亲戚关系接近郭万钧，先通过日常接触建立信任，然后逐步用金钱拉拢。郭万钧开始时提供一些导弹项目的信息，沃维汉转交给境外，换取酬劳。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郭万钧陆续泄露多项导弹情报，包括东风-31的核心参数。沃维汉每次获取情报后，通过出境方式传递给台湾方面。郭万钧知道沃维汉的背景后，仍继续提供资料，交易持续到21世纪初。境外机构根据这些情报分析导弹性能，导致1999年阅兵后参数迅速曝光。

专案组确认郭万钧妻子账户有境外汇款记录后，进一步追踪沃维汉的活动。沃维汉以生物医药生意为幌子，频繁出入境，携带情报。调查显示，两人见面时交换资料，沃维汉支付美元作为报酬。郭万钧从项目中获取情报，拆分成碎片传递，避免一次性暴露。专案组掌握证据链后，在2005年实施抓捕，先在北京抓获郭万钧，随后控制沃维汉。搜查中，从沃维汉处缴获尚未转交的导弹资料，证实了泄密事实。

抓捕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2007年5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定郭万钧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沃维汉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一审判处死刑。郭万钧和沃维汉提出上诉，2008年1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2008年11月28日，两人被执行死刑。这起案件从1999年泄密开始，到2005年破获，再到2008年结案，暴露了情报保护的漏洞。

沃维汉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欧洲定居，但以回国探亲为由开展活动。他发展郭万钧时，先赠送礼品，然后支付现金，逐步加深合作。郭万钧利用职务便利，从档案中复制资料，交给沃维汉。台湾情报机构成立小组分析这些情报，转交给美国方面，影响了导弹防御系统的调整。专案组六年追查中，曾多次接近郭万钧，但因证据不足搁置，直到卖菜老汉的线索才连接起来。

案件破获后，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涉密人员的审查，完善了保密机制。郭万钧本是导弹技术骨干，却因金钱出卖情报，沃维汉作为中间人，负责传递和联络。两人交易方式包括面对面交接，避免电子痕迹，这也是调查难度大的原因。境外机构通过沃维汉获取的情报，涵盖导弹的多个技术领域，直接导致国防信息外流。

卖菜老汉上报的美元线索，成为六年僵局的突破口。妇女买菜时不经意暴露，引发连锁调查。专案组从金融流水入手，发现汇款来自欧洲银行，指向沃维汉控制的公司。沃维汉的空壳企业用于洗钱，掩盖情报酬劳。郭万钧妻子负责接收部分资金，用于日常生活，这成了暴露点。

审判过程中，法院认定郭万钧提供了涉及战略导弹的多项绝密情报，沃维汉转交境外，危害国防建设。两人供认事实，证据包括缴获的笔记和资料。案件从亲戚相识到情报传递，形成完整链条，展示了间谍活动的隐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