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徐刘蔚是谁？单看名字你可能想不起来，但是这张照片一放，你肯定就知道了。

就是他，当年要求王健林“把所有利润都留下”的年轻县长，被查了。

他曾是贵州最年轻县长，也是一名“80后”厅官，因为和王健林的一次“交锋”走红。

徐刘蔚出生于1982年，本科、硕士均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2012年到黔东南州丹寨县任职，2014年1月当选县长，时年32岁，是当时贵州最年轻的县长。

2020年，他获得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21年，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同年升任毕节市副市长，2023年转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2024年又出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

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发布任免通知，徐刘蔚不再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

仅仅6天之后，他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的身份被通报调查。

可以说，他与王健林的那次“交锋”，是他的“成名之作”。

1、著名的“五个亿”之争

2014年，万达准备选择一个贫困县开展整县帮扶，丹寨最初并不在候选名单中。当地积极争取，最终获得了万达的考察机会。

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时任丹寨县县长徐刘蔚提出：万达在丹寨投资获得的利润，一分都不要带走，全部留在当地，注入基金，用于分红和改善民生。

王健林听完后回了一句：“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五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

这段拍摄于2014年的视频，在2017年传遍网络。丹寨方面后来回应称，视频经过剪辑，双方当时是在开放讨论扶贫产业和利益分配机制。

此后，万达也确实在丹寨投入约14亿元，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小镇，并设立扶贫专项基金。

当时，许多人站在徐刘蔚一边。

一个年轻县长敢当面向中国首富提出要求，替贫困地区争取利益，看上去既有勇气，也有担当。

但这场争论真正触及的，并不是王健林愿不愿意多出钱，而是一个更根本的经济学问题：

一个地方应该依靠分配别人的利润摆脱贫穷，还是应该创造一个让人愿意投资、允许企业获得利润的环境？

2、十年过去，丹寨经济依然垫底

再看丹寨今天的经济数据。

2024年，丹寨县GDP为52.77亿元。

按照贵州88个县级行政区公开数据排序，丹寨大约排在全省第86位，也就是倒数第三；在黔东南州16个县市中，排名第14位。

同一年，贵州已经有56个县级行政区GDP超过100亿元，丹寨只有这条线的一半。

从人均水平看，丹寨2024年人均GDP约3.84万元，贵州全省平均为5.87万元。

到2025年，丹寨GDP增长至56.03亿元，人均GDP约4.08万元，依然只有贵州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

当然，丹寨的落后是徐刘蔚一个人造成的。山区的地理条件、交通区位、人口规模和产业基础，都会限制一个县的发展。

万达的投入也确实改善了丹寨的基础设施、旅游知名度和就业条件。

但十年后的经济数据至少说明一件事：一笔巨额外来投资，可以改变一个项目，甚至改变一座小镇，却很难仅凭“留下利润”改变一个地方长期发展的逻辑。

3、贫穷的原因不是缺钱

利润不是企业从当地拿走的一块现成蛋糕，而是企业投入资本、承担风险、组织生产并满足消费者需求之后，才可能获得的回报。

扶贫项目可以不赚钱，慈善捐款也不需要回报，但一个地方的经济不可能长期依靠慈善运转。

如果企业赚了钱就必须留下，亏了钱却只能自己承担，那么越理性的投资者，越不会进入。

即使通过行政力量招来一两个大项目，也很难形成持续的产业生态。

真正的扶贫，不是把企业的利润强行留下，而是保护产权、尊重契约，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让更多人愿意来投资、敢于创业。

只有允许企业赚钱，才会有人不断发现机会、创造岗位、改善产品。财富被持续创造出来之后，工资、税收和公共服务才有稳定来源。

所以，有些地方长期贫穷，表面上看是缺资金、缺项目、缺资源，深层原因可能恰恰是：总想着怎样分配别人的财富，却没有真正理解财富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丹寨只是一个县，把尺度放大到一个国家，这套逻辑会更加清晰。

一百多年前，阿根廷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此后，它反复实行价格管制、外汇管制、财政透支和产业保护，不断用行政力量干预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最终从世界富国一步步走向长期衰落。

这也是我写《经济学的力量：破解阿根廷经济谜题》的原因。

如果你也想理解，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为什么仍然贫穷，一手好牌为什么会越打越差，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丹寨是一个当下的故事，阿根廷则是一个持续百年的样本，但它们共同指向了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财富究竟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