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心堵的不是被拒绝这件事本身，而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我国从来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原来在今年春招期间，湖南长沙“00后”求职者小缪通过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线上面试，在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之际，接到HR通知：“
你第一学历是专科，
公司总部要求，采购招商岗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才能入职。很遗憾，你的入职审批无法继续推进。”
小缪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再考取双一流高校硕士，手握完整的研究生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却败给多年前的专科起点。
更令人遗憾的是，“第一学历”歧视并非一家公司的潜规则。
1小缪的求学轨迹并不轻松：2018年考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通过湖南省统招专升本考试，202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北农业大学农艺与种业专业硕士。专科三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三年，八年时间换来一纸“双一流”高校硕士学位。

在整个应聘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及“第一学历”的要求。五轮面试全部通过，证明其能力与岗位匹配，最高学历也完全达标。然而，正是入职资料审核环节中如实填写的专升本经历，触发了总部的驳回决定。他试图争取，“薪资可以再降一点”“可以先试用”，均无济于事。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又应聘了该大厂其他区域的相同岗位，主动说明专升本经历后，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不满足统招四年制本科条件。
小缪的遭遇并非个例。
据报道，一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曾在已经收到企业录用意向的情况下，因本科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而非北京大学，被公司要求重新面试，原本约定的40万元年薪被下调5万元，最终确定为35万元。该毕业生表示，这类不公平对待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当初备考北大研究生的压力。
另据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七成求职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则显示，64.9%的受访应届毕业生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首位。
此前，教育部已多次明确表态，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从未有过“第一学历”的官方定义，官方人才学历认定始终以完整求学经历和最高学历为准。教育部学生司在答复网友提问时指出：“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巩晶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在法律层面，企业的做法属于“不友好”的招聘行为，道德层面会受争议，但民事上很难追责。
“小缪经历五轮线上面试且尚未入职，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跃的主体，可以行使用工自主权，中途增加筛选标准，尚未形成‘可以入职’的合理信赖。”但同时，巩晶晶提也醒，应聘者在以下情况下可向企业追责：如果招聘行为均为线下，甚至跨城市参加多轮面试后才告知第一学历考核标准，可以要求企业补偿相应的交通费；如果已发放入职通知，再以“第一学历”不符撤销录用，则涉及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缔约过失，应当赔偿损失。
也有律师表示，法律并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且缺乏对“第一学历”门槛的明确禁止，少数用人单位守法意识不够，侵权成本低，再加上应聘者维权成本高，进一步纵容了第一学历就业歧视问题。
2看完小缪的故事，最让人心堵的不是被拒绝这件事本身，而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一个年轻人，用了八年时间从专科一路读到“双一流”硕士，拿到过10家公司的offer，在五轮面试中脱颖而出。这些实打实的成绩和努力，最终却被一张十几年前的专科文凭“一票否决”。
更荒诞的是，“第一学历”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教育部早就说得很清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企业却把“第一学历”当成硬杠杠，本质上是在拿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卡人，这就好比用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去量一个人的身高——你量出来的不是能力，是你自己的偏见。
这背后当然有企业“效率优先”的算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已达1270万人。面对海量简历，用高考成绩快速分层筛选，对企业来说确实“省事”。但省事不等于正确。高考只是十八岁那年的一张答卷，它记录的是那一刻的考试结果，不是一个人此后一生的能力上限。专升本再考研、从普通本科考入名校，这条路远比一路名校走得更难，需要更强的自律、韧性和抗压能力。能走通这条路的人，不正说明其成长潜力和意志品质吗？一个真正重视人才的企业，应该去发现这些，而不是用一个“一考定终身”的标签去否定它们。
更值得反思的是招聘的程序公正问题。招聘的硬性门槛，应该立在明处。涉事大厂将“专科免谈”的要求藏着掖着，等求职者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亮出“红牌”，无论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混乱。尽管从法律角度看，由于尚未正式入职，企业确实很难被追责，但“合法”和“合理”之间，隔着一道信任的裂痕。企业用五轮面试筛出了能力，又用一条偏见筛掉了公平，最终损害的不仅是求职者的权益，更是自身的公信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改变正在发生。
2025年，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202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更是明确划定红线，严禁用人单位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招聘条件。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通过修法将“学历歧视”纳入就业歧视范畴，全国政协委员袁亚湘呼吁通过立法、监督和社会共治破除“第一学历”歧视。
说到底，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看到向上的希望。如果“第一学历”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那么专升本、考研这些学历上升通道就会失去意义，终身学习的社会价值也会被严重消解。
让人才的评价回归能力本位，让每一个奋斗者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公平底线。